韩愈（768~824）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、古文家、诗人，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 衰”，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，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韩愈在书法史上亦有很高的地位，他用文学家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功力，写出两篇振聋发聩 的书法批评诗文，其浪漫主义的批评模式影响深远。其一为《送高闲上人序》，短短数百字，对张旭的草书作了极具浪漫色彩的分析，揭示了书法艺术创作的根本规 律。韩愈当然也为高闲书法做了一个广告，高闲的书法名气也就不胫而走了。故他的另一篇赞颂书法的诗篇《石鼓歌》也因为韩愈的声名而传颂流播，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那句诗：“羲之俗书趁姿媚，数纸尚可博白鹅”，敢于对书圣王羲之说三道四，名人评说名人，遂使此诗此句成为书法史上的名诗名句。韩愈是继 杜甫之后对论书诗作出莫大贡献的重要人物。其开拓性的意义即在于石破天惊地喊出“羲之俗书趁姿媚”之语。此前诗人们一般只将歌咏对象与古代大家进行类比， 并未见有如此胆大者。

　　但从宋代《汝帖》里韩愈的数行字迹来看，他的书法未见有很高造诣。宋朱长文《续书断》卷下列韩愈书法为能品，云：“退 之虽不学书，而天骨劲健，自有高处，非众人所可及。”既然只列为能品，书法水平自然有限。有人说，据《全唐文》卷七六八林韫《拨镫法序》，与韩愈同时代的 卢肇传习韩愈书艺“拨镫法”，可见他的书法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影响，可惜后世流传极少，遂鲜为人知。其实林韫《拨镫法序》一文真假难辨，并不能作为依据来证 明韩愈的书艺有多高明。

　　《石鼓文》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，被誉为石刻之祖。在唐以前未见记载，出土后由于韩愈、韦应物等人的誉扬，名声日 隆，引起书法界的重视。《石鼓歌》作于元和六年（811），韩愈在诗中赞誉《石鼓文》的遒劲古朴：“辞严义密读难晓，字体不类隶与蝌。年深岂免有缺画，快 剑斫断生蛟鼍。鸾翔凤翥众仙下，珊瑚碧树交枝柯。金绳铁索锁钮壮，古鼎跃水龙腾梭。”联想到韩愈的文学思想，就能理解为何他对石鼓这样一件古物如此热爱并 大加赞誉。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，破骈为散，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。在这样根深蒂固的尚古思想指导下，为了更好地颂扬 石鼓，王羲之就成了比较的对象了。说韩愈的观点受到盛中唐时代风气的影响，虽有道理亦属牵强，显然主要是受到自己的尚古思想的左右。

　　韩愈之所以唯一将王羲之提出来进行评说，显然不排除下面这一原因，即是因为王羲之在唐代太有名了，对比一下甚至奚落一番自然更能抬高石 鼓文的历史与艺术价值。如果是这样，这正从反面也恰好进一步反证了王羲之在唐代的崇高地位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又何必举出无足轻重的一个人物来呢。岳珂《宝 真斋法书赞》对韩愈之语就不以为然：“（《右军得示帖》）淳古有真味，不特见于结字。兹帖之名《得示》，纵摹仿于唐世，隐然犹有西晋之遗意。彼昌黎者，或 肆讥议，谓以 俗书趁姿媚 ，予未敢以为是。”

　　如此来看，韩愈“羲之俗书趁姿媚”一语，并非很多有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，是一句当头呵骂，而 不过是为了宣传和抬高《石鼓文》的历史地位和审美价值，同时更重要的是宣扬自己的复古思想，才将出头之鸟王羲之拿来当了一回垫脚石罢了，其实并无太多的贬 义，更无所谓的“抑王”之意。

　　蔡显良（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、博士生导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