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。中国山水画，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，同时又能够集中反映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传统思想。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是一种心灵化的艺术。为客体传神，为主体达意，写心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。

    中国山水画讲究因心造境，画家将大自然中的一山一水，经过心底意念选择撷取其内美神韵，通过一条线，一方空间，一种笔法、墨法，而将其升华为一种境界、一种气象、一种格调。这种境界、气象、格调，不仅是素养与思想的体现，而且折射着画家的人格。唐代王维强调：“胸次洒脱，中无障碍，如冰壶澄彻……故落笔无尘俗之气。”指的是一种境界。明代文徵明仿米家画风山水时感叹：“人品不高，用墨无法。”指的是仿米芾山水用墨不成功，是因自己的人品境界没有米芾高。而清代沈宗骞说：“笔格高下，亦如人品，故凡记载所传，其卓采昭著者，代惟数人，盖于几千百人中始得此数耳。苟非品格之超绝，何能独传于后耶？”他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人品素养最好的总结。

    从张立年山水画中能看出，他对“儒、释、道、禅”文化有着很深的理解。那么，在张立年的创作中，他是如何与“儒、释、道、禅”实现心灵契合的呢？

    中国山水画境界折射着“儒、释、道”思想的精髓,山水画家的艺术审美思想和艺术审美取向，皆取源于以“儒、释、道”为代表的传统文化。就道家而言，老庄思想的根本要义在于重自然，弃人为，重智慧，轻知识，蔑弃经验而使心与自然同化，与自然保持协调一致，主张“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’’、“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”、“既雕既琢、复归与朴”，追求原始的素朴、混沌的原始自由，是道家思想对中国艺术美学的影响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。

    而中国的禅宗，它是佛教融入中国道德文化后的结晶，是老庄化的佛教，佛教化的老庄。它由达摩祖师一苇渡江后，六传至慧能开创南宗，而后长兴不衰。禅言：自心是佛。所谓“诸佛在心头，迷人向外求。内怀无价宝，不识一生休。”它让人们向内观照而并非向外觅求。真如、佛性，也就是宇宙的本性（人的本性），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。禅宗的要义直指本心顿悟成佛，明心见性，去妄存真，超越理念而重在直觉，斩断思虑而留意当下，这些生动、活泼、辨证、求真的鲜活理念，对中国绘画尤其是山水绘画的审美思想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。

    所谓“禅”，佛教的禅宗，如“坐禅”、“参禅”、“禅定”等。清心寂定打坐，达其“无我”境界者叫“入禅”。至于禅意，简单地说，佛教信徒的“朝圣”、“还愿”、“修行”，佛教事物、圣地以及尘世的“仁慈”、“善良”、“育化”、“布施”等环境中的现象,相互作用而变化生长之意,古来叫(氤氲),引申为佛学的意(空),即为“禅意”。

    张立年的作品富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，与浓浓的禅意不无关系。但又不能说是有禅意的意境。中国山水画历来就受到儒释道禅思想影响，“禅宗”思想对他的影响也深深体现到他的艺术创作之中。笔墨是“山水”真正的生命舞蹈，是超逸象外而跃然纸上的自由元素和生命的影响力。张立年的笔墨，内涵是如此深刻，形态是如此丰富，体系是如此周全，境界是如此高妙。他作画以心运笔，墨随己意，赋其形求其神，自然而无匠气，加其运线飘逸劲挺，勾勒与没骨手法灵活运用，画幅完成，则意境顿出，让观赏者体味把玩不已，其意境妙不可言。其作品重笔情墨趣，抒发个性，利用水和墨的交融、渗染、冲刷而造出清新、静谧、淡逸的氛围，更具感染力，在湿中求干，湿而不软，淡而不简，让人始终停留在虚无恬静的境界中。张立年注重禅悟生活，玄对山水，借山水之灵性可以悟道乃至证道，常以亲身所感的场景入画，使人感到苍莽深邃幽静，却又不失厚重华滋，气韵充盈。与墨色淋漓、气象氤氲的山水”对话，其会将自然神秘的感受及某种愉悦情绪传达给你、感染你，使你感到真实。那“山水”意韵，不是对自然简约的“照相”阐释，而是用笔和墨忠实而深情地诉说着自己的经历与思想，那一山、一水、三石、五木都淋漓尽致地洋溢着一种纯真的生气，一种天地间的真气，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沟通，一种情绪和心境。

    充实之谓美。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。道德充实于胸是美。充实而有光辉谓大。可见,孟子把美和大并举。但在美的程度上“大”更强烈、更鲜明、更辉煌。它反映了古典美学中的崇高观，而庄子又论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”，这里的大音、大象是无限的大，自然浑成的美。画卷上展开的雄伟、绚丽、神秘而又在云烟雾蔼中变幻莫测的庞然大物——雪山既体现了儒家集义所生的“大”，也体现了道家集物浑成的“大”，同时更是画家激情凝铸于自然山川而生发的力量与气势的呈现。亨利·摩尔曾说：“在美的表现和力的表现之间有着功能的区别。前者的目的是对知觉的取悦；而后者则有着灵魂上的生命力，它对我而言更为动人，它比知觉要更为深刻”。画家以多年生活与艺术的蒙养之功，通过作用于人的知觉的诸造型因素的创造性整合，以朴实浑厚的画风传达的恰恰是力的表现，是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及“君子以厚德载物”的大气魄。真正超越、澄明、单纯或净朗的境界，并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，它要艺术家穷其一生的不懈努力。

    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山水有仁智之德，张立年寄情山水，画思独造，登玄偕秘，，他苦心孕育的灵魂图像——“山水”，别树一帜。气度，雄强博大；笔墨，华滋浑厚；意象，清新飘逸。山魂如诗，水魄似画。山水诗、画是中国山水文化中的两大华顶。东晋顾恺之创作的《庐山图》，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独立存在的山水画。庐山高僧宗炳在《画山水序》中阐述的“畅神说”，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山水画论。山水画由此发端，经于南北朝，兴于隋唐、五代，盛于两宋，发展于元、明、清；1700多年来，历代大师不断探索、创新。然而，在浩如烟海、精深博大的山水画中，“山水”这类形象，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，无论青绿，抑或写意，都是难寻踪迹的。

    “山水以形媚道”，张立年的山水在继承青绿山水严谨工细的法度之下，以消退了火气的青、绿、蓝为主调，衬以墨色的含蓄与凝重，在色度的明暗对比及变化中尽现空间的变化与灵动，从而避免了传统青绿的僵硬与单调。其作一是构图饱满，充实而富有无限的张力，几乎不留空白，但满而不塞，繁而不密，在茂密之中见空灵，博大之中获清雅，气象之中得意蕴。二是有血有肉、有气有骨、有神有韵的“生命的线”。“骨法用笔”，是中国画造型语言的魂。三是在二度平面上做足文章，是中国画奇绝之神。艺术图式语言的独树，意味着艺术家风格的明朗标举。张立年张扬着自己的艺术个性，在求变、求灵、求新，乃至求静中，营造笔墨学养的大诗意；创新形式的大境界；时空审美的大气象。

    张立年的山水画有石涛之精神，亦可见沈周之用笔、文征明之书法、李可染之用墨、傅抱石之意境等大家之魂魄。“传统精深博大，可以学习的东西浩如烟海。他在继承发扬传统和深入自然中陶冶灵魂，熔铸个性，探取笔墨三昧，为建构自己的山水境象突破了传统青绿山水的模式，从传统的三渲五染的烦琐程序中解脱出来。尤其以水墨介入青绿，更是冲淡了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的界域，从而拓展了青绿山水的表现空间，同时，也丰富了水墨山水的表现语系。青绿与水墨相映成章、呼应成局；严谨与豪放、雄浑与清逸、内敛与外延形成了独特的视觉冲击力。

    张立年的山水“意味”，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，有一种人格化的自然美；他的山水“本色”，源于自然生态之风貌。他注重深入生活，经常到大自然里写生创作，通过大量的速写、写生把大自然里千变万化、千姿百态的山川河流景象记录下来，作为永久的保存资料，随时取用帮助记忆”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张立年放归自然，深入“原生态”体验最真、最纯的情；采撷万物灵韵，探寻艺术之源。搜尽奇峰打草稿，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。他追求“无尘之境”，更渴望触景生情，把心中每一点微小的涟漪，凝聚在纸上，让情丝在纸上流动。“山性即吾性，水情即吾情”，逸笔泛墨抒心臆。天地精华育英才，张立年由血气方刚的探索，转化为理性的追求与睿智的思考，然后再转化为自家的山水精神。

    “只有拨开艺术浅层的浮云，深刻领会艺术深层的耕耘之后，画家才能够攀登在绘画语言的巅峰上，建构他所感知的艺术世界，去确立其生命与艺术的家园。”张立年正是这样一位在大艺术、大审美的心灵空间构筑起自己丰富、独特、新颖的艺术天地，用自己的言行和图式，多层次、多方位地诠释了传统与现代、光荣与梦想，为中国“山水”的审美带来诸多创新和思考的艺术家。可以说：“山水”是拓展人类思维深度和广度的“山水”。

    解读张立年的山水画系列作品，我们时时能体味到画家那种深邃沉静的哲理思考，这源于画家高贵博大的精神世界。精神是超越于生命之上的一种情怀，一种思想、一种人格。中国画是人类精神生命的物化。中国画的艺术形式与我们生命中的感觉、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处于同构状态。中国画的内涵的丰富性源于个体精神的丰富性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中国画甚至可以放弃任何附设的形式，而以其天然的质朴获得审美的价值。

    中国画的创作是自由的，画家因自由的感召而创作。自我意识的体现，可使画家免于在自然的生命状态中沉没。随着文明的演进，中国近年出现了空前的盛况，但中国画艺术精神的缺失不容轻视。真正具有艺术精神的作品一定是表现个性的，是画家心灵的文本。这种心灵的状态与人格精神是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之所在。

    虚空而空灵的山水境界是画家濡染佛禅老庄，虚静其怀悟解天地山川自然。生命的活泼自在而又至美无言的大化之境。

    “虚静”先由老子提出，庄子发挥。“虚静”与“静思”、“空静”、“澄怀”、“净心”等概念相通，而它作为一个美学范畴，指的是不受任何干扰，专心致志于精神状态。所以，老子说：“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”而禅宗强调：“以无着心应一切物，以无碍慧解一切缚。”道释两宗都十分重视心境的澄净和安详，因为内心虚静尘心俗虑自然摒弃，外物才能映入，换句话说，惟有清灵空淡的内心才可以令外物进入而传自然之神，达到“含道映物”的境界。

    刘勰云：“陶钧文思，贵在虚静，疏沦五藏，澡雪精神”。（见《文心雕龙?神思》）。行文作画都需要清除旧习的局限和思维的障碍，并在静思中逐步深入。张立年从艺、治学、为师都以虔诚、平和和包容的心态对待，因而他的思维既没有沉重的包袱，也没有过多的束缚，显得十分自由、活泼和开放。他对文艺界久争未果而又无法回避的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、艺术共性规律与个性风格等问题从不轻率地下结论，常常潜入更加广博和深邃的思考，并将自身放入当代艺术和艺术史的坐标中进行考量，进而寻求艺术家个体的位置。他秉心养术，博采众长，融会贯通，渐渐地造就了具有当代特色的艺术个性。

    老子说：“致虚极，守静笃。万物并作、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、各复归其根、归根静、静曰复命、复命曰常、知常曰明。”（《十六章》）只有心灵达到虚无的境界，方能保持清静的心态，不受外界欲念的影响而烦恼，回到根本上就是静。从张立年的作品中感受最深的就是“静”。

    哲学方式决定了中国人关于自然的定义，宗教则为哲学方式增添了生命和精神。天地与我并生，天地与我合一，庄子打开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屏障，人开始与天地精神往来。张立年以哲学的方式创造出了他独具特色的梦中山水。

    黄宾虹说，“入画则静。静存乎心，动在乎手。心不静，则乏领悟之神；手不动，则短活泼之机。动根乎静，静极则动，动斯活，活斯脱矣。”可见，观照自然的心态要静；这是领会大自然精神实质的前提，具体的用笔着色要灵动，这样才能使画面透脱生动，不僵不滞。”意远在能静，境深尤贵曲”(《黄宾虹画语录》)。如果存有清脆明澈的马蹄声和藏民的清唱，它也接近了天籁之音，又像一首诗，不是在搅扰人们的生活，而是牵引我们走进那无比诱人的高原之境，走进画家的心灵世界。海德格尔说：”艺术的本性是诗”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张立年直接触摸到了艺术的本质。

    赏读张立年的山水系列后会感受到一种盎然的诗意，高原的辽远和沉静在色墨的氤氲变化中更加凸现了一种新的情趣，这种情趣不同于其他水墨画家的水墨画，它显现出很强的独立性。张立年采取减少层次变化、巧妙利用空白的处理手法，避免了繁琐和细碎可能带来的匠气。同时，有意弱化对细节的描述，状貌取神，而重在神韵。更加加强对自然风情梦幻般的感受，在用笔和使墨上都保持了平和、朴素、整体的审美取向，不求飞扬和洒脱，取不事雕琢、穆如清风的境界。